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进入新闻传播学院，这一切如磁石般吸引我去了解他——恽代英。每天上课我们都要经过恽代英广场，那个被簇拥在绿树里的纯白的雕像，带着他一身的坚毅与英勇伫立在那儿，始终伫立在那儿。他在看着，看着他期望的青年后辈们，历经几个春秋，渐渐成为革命的力量。

出生于1895年8月12日，代英从小就酷爱读书，常常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这也难怪他能考上中华大学。1915年，年仅十八岁的他选择了以“教育救国”为办学理念的中华大学主攻哲学。学校的熏陶培养下，恽代英加入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并带领互助社的成员全心投入到了五四爱国运动中。他以极大的热情组织武汉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掀起了武汉三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成为武汉学生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1920年春，恽代英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了《阶级斗争》，这对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产生深刻影响。在1912年他光荣地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员。他重视新闻宣传，发表了大量文章指导广大青年“到民间去”、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他倡导广大党员“钻到群众中间去，去与群众融洽接近起来”，激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他向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专注重贫苦农工利益”“最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鼓励群众为救国救民救自己而加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

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他深刻明白传播的力量，深知文字带给中国青年的源源动力。在1923年，他创办和主编了《中国青年》。“我们常说青年是革命的力量，因为青年的感情丰富，气性刚烈。他们不知道隐忍羞辱，他们不知道躲避危险，所以他们见到应当革命便会勇猛的为革命而奋斗。”

此后，他笔耕不辍，坚持宣传组织群众，为中国革命凝聚力量。以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带领一代青年人追求真理投身革命，被誉为青年的领袖与导师。

1926年恽代英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成为最受欢迎的讲演人之一。他团结左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展开巧妙而又争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他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6月，恽代英从香港赴广西贵县，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出席了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29年初，恽代英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4月，中共中央准备在上海发动工人暴动，恽代英被安排到上海沪东区任区委书记。由于形势异常严峻，党的活动经费常常中断。恽代英和妻子沈葆英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儿子恽希仲出生后，夫妻俩的生活更加艰苦。沈葆英本来身体很弱，奶水不足，看着瘦骨嶙峋的儿子，夫妻俩很难受。恽代英安慰妻子说：“目前困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阶级敌人存在……要去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增添革命的力量……我们艰苦奋斗，也是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在上海联系工作时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恽代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写了一本解释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

郭沫若曾评价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恽代英为探究拯救人民于苦难深渊的光明道路，始终情系人民，始终坚定维护群众利益，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为中国人民实现翻身解放追求自由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茅盾曾在《记Y君》一文中形象地描绘了Y君的形象。Y君，正是恽代英。“曾经有人说过一句笑话：灰布大衫就是Y君的商标。五四时代在武昌听过Y君第一次演讲的青年们，后来在上海某大学的讲坛上又看到Y君时，首先让他们感到亲切的，便是这件灰布大衫。这件朴素的衣服已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从不变换的服装又象征了他对革命事业始终如一的坚贞和苦干。”这件灰布大衫是恽代英甘愿苦行、安贫乐道的典型象征，也是他一丝不苟、舍己为公的生动写照。

1931年4月29日，就在党组织营救他出狱的活动就要成功时，因叛徒出卖，恽代英暴露了身份，转押至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遭杀害，时年仅36岁。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是恽代英就义前留下的感人肺腑的诗篇。

他曾说：“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他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散发出足够消熔晶石热力的人生，永远激励着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