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江北战，74岁，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原电化教育系副主任

1988年春天我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调到华师电化教育系，当时建系不到3年，第一届本科生还没有毕业，教学、实验、教材、科研等各项工作都刚刚起步，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闯出一条生路：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去创收”

电化教育专业是个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为了培养学生对电教设备和器材的实际操作能力，许多课程都开设了大量的实验，实验室需要配备相应的实验设备和器材。当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较少，教学经费紧张，我们系实验所需的设备和器材十分紧缺。就拿我所在的摄影与幻灯制作实验室来说，只有几个国产海鸥牌照相机、三台黑白放大机，一个暗房。幻灯拷贝箱是请木工做的，李继祯老师还自制了一架放大机。李晓波老师白天上课带实验，晚上修照相机，一个一个零件拆下来，找到毛病修好，再一个一个零件安装上去，常常忙到半夜，为的是省点维修费，省点外出维修的时间，不耽误第二天的实验。

一门《摄影与幻灯制作》课程有十多个实验，设备少、场地小，每次进实验室的学生有限，教师的工作量非常大，常常是白天带了晚上还要带。实验经费有限，不得不想方设法节约耗材。拍摄时三个学生用一卷黑白胶片，一个学生只能拍摄12张底片；放大纸也是裁得小小的，试条只有一个指头宽，放大的最后成品只有3×4英寸，不到一巴掌大。尽管条件简陋，学生做实验的积极性却非常高，一般下午2点开始实验，1点我们来做准备工作时，一楼大厅里就坐满了等着做实验的同学。彩色放大实验要反复校色，比较费时间，很少有学生在规定的两个钟头内做完，有的学生从下午2点一直做到晚上9点，连晚饭都不吃，我们不忍心催他们，也陪到9点。

缺资金缺设备怎么办？只有自己想办法闯出一条生路，说简单点，就是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去创收，变消耗性实验为生产性实验。

首先，我们与教学仪器厂合作生产教学幻灯片、投影片。其次，进行彩色正片制作幻灯片的科研。制作彩色幻灯片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拍彩色负片（得到负像）再用彩色正片进行拷贝（得到正像）；另一种是使用彩色反转片进行拍摄，然后经过反转冲洗直接得到幻灯片（正像）。这两种方法费用都比较高，我们无法承受。我跟李培森、李继祯、张昆明老师一起尝试一种非常规的方法，用价格较低的彩色正片，通过反转工艺制作幻灯片。经过反复试验，解决了其中的校色和冲洗配方问题，最终获得成功。并且该项目获得武汉市发明奖，为我们的幻灯片教学和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后，与华师函授学院合作办摄影艺术大专班。通过办摄影大专班，丰富了我们的教学经验，增加了我们的教学设备，同时扩大了我们的社会影响。摄影大专班毕业的宋刚明后来成为全国少有的懂艺术懂技术又懂理论的摄影家，有多幅摄影作品在国内外获奖，出版纪实摄影画册《戒毒女》，获得国家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发表多篇文章，出版《影觞》等两部专著，还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被长江职业学院聘为教授。

当时实验室不是全系统一管理，而是由各个教研室管，每个教研室有一个实验室。我们实验室由于在变消耗性实验为生产性实验方面的成绩，获得教育部实验室“先进单位”的称号。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

电化教育是一个全新的专业，建系初期我们的教师来自各个领域，有学物理的，学工程的，学文学的，学美术的……但不管来自哪个专业，大家都认同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都努力学习和掌握新的学科知识，教学都很认真负责。

我不是师范专业毕业的，为了教好课我自学了《教育心理学》等教师必修课，而且去听一些学生反映较好的老师的课，比如黄柏秀、熊建军、翟晓贞老师的课。我在教《摄影与幻灯制作》课程之前，跟着李培森老师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课，同时在武汉大学摄影班听了相关的课程。李培森老师作为教研室主任经常组织大家讨论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包括一些摄影光学基本概念（比如“焦深”）的界定。

除了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程、实验之外，本科教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学生的课外科研和竞赛。我曾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竞赛（全称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由95级的黄继东、黄期签、冯庆设计制作一个电子光靶，光靶上数字的明灭时间是可控的。然后选了一些摄影记者和在校学生拍摄光靶上随机显示的数字，并不断缩短数字明灭的时间，以测试拍摄者瞬间反应的能力。原以为摄影记者的反应比较快，结果是有锻炼身体习惯的人瞬间反应比较快。这个研究课题既有技术含量又十分有趣，在“挑战杯”中获了奖。很多人觉得指导学生科研费力不讨好，因为一个项目要花几个月时间，但算下来没有多少教学工作量。但换个位置从学生的角度想想，这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参加“挑战杯”的黄继东毕业后被中国科学院录取读研，后来又去了美国读博。我还指导王志新、王玲玲、范星星同学参加“科讯杯”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并获得奖项，王志新毕业后保送本校读研，后来去美国读博。10年前的“科讯杯”比赛只是一个全国性的比赛，现在己经是国际性的了。

师范生还有一个重要的素质是师范意识，为了培养学生的师范意识，我曾将著名摄影家解海龙的摄影展《希望工程纪实》引进我校。这个影展真实纪录了我国贫困地区少年儿童上学难的现状，极大地震撼了我校师生的心灵，学生们纷纷在留言簿上留言，立志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由于我们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重视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我们的毕业生在用人单位和其他高校颇受欢迎。有一次我到湖北电视台联系工作，电视台编导情不自禁地夸起了正在电视台实习的刘庆生同学，说他能拍、能编、能写、能配音，一个人能完成一条新闻的采编播，比武大新闻专业的学生都强。不久实习结束，按计划学生应返校上课并完成毕业论文，刘庆生珍惜实习的机会申请继续在电视台实习，在他保证完成所有课程和毕业论文的前提下，我们同意了他的申请。毕业后刘庆生以他的实力顺利地进入湖北电视台工作，后来又去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中央电视台驻上海记者站站长。还有一次我参加学术会议，碰到教育技术领域的专家桑新民老师（原来在华南师范大学，后调往南京大学），聊起了我系的本科生郑旭东正跟他读研，他由衷地感谢我们培养了郑旭东这样的学生，说他刻苦好学勤于思考，读硕士期间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桑老师去南京大学时，从华南师大带走了原来我们系毕业的青年教师梁林梅，又让郑旭东跟他去南大读博士，他是真的很欣赏我们的毕业生。

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要育人，教师就要与各种各样的学生打交道，交朋友。总体来说，学生是尊重老师的，但学生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我遇到过几次师生之间的“冲突”。

最早的一次是我们办第一期摄影大专班时，有学生反映美术老师的课上得不好。我和李培森老师非常重视，一起听了美术老师的课，发现老师的课没有问题，只不过要求稍高了一点，所以缺乏美术基础的学生完成作业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一面做学生的工作，向他们说明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对摄影创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与老师沟通，希望教学能够多联系摄影创作实际。后来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视觉构成能力明显地得到提高。

还有一次是学生和教师在实验中发生了矛盾，教师希望学生按规定的步骤和时间完成实验，以免影响下一组同学的实验。而学生希望按自己的想法去“尝试”与众不同的结果，完全不顾实验的时间。这次尽管是学生的问题，但我们没有批评学生，而是在教研室会议上批评了老师，因为老师应该对学生更加宽容，更有耐心，而不能一着急就发脾气。

另外有一次是我的研究生王枫和门卫邱师傅发生争吵。王枫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学生，聪明好学，能独立思考，但喜欢坚持己见，有些任性。有一天晚上他在暗房里放照片，到了11点，邱师傅按规定要锁门，王枫不理，邱师傅急了就踢暗房的门，两人互不相让发生口角。邱师傅跟我反映这个情况后，我找到王枫，听了他的叙述。然后跟他说，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你有两点错了，第一，你是研究生，邱师傅是工人，你受教育比他多；第二，他年纪比你父亲还大，你应该尊敬他，你要向他道歉。后来王枫向邱师傅道了歉。王枫研究生没读完，就去了美国读博。我们系在他那一届一共有四个研究生被美国高校录取读博，在学校里轰动一时。王枫后来成为纽约一所大学教育技术中心的负责人，每次回国探亲，都要回华师跟老师和同学进行学术交流。

“我想都没想就说，没钱也干”

1994年我评上了副教授，系主任傅德荣老师找我谈话，他说，你现在是副教授了，不仅要搞好教学，还要搞科研。只说了这两句，没有具体说搞什么，也没说怎么搞。但这两句话很重要，他提醒我科研是教师的职责之一。后来我当了系里的副主任，管教学也管科研，凡是系里来了年轻的老师，我都提醒他们，要搞好教学，也要搞科研，并帮他们争取项目。

科研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一开始是学术论文，然后是学校的教学研究项目，再往后是湖北省、武汉市的项目，教育部的项目……那时我经常往教务处和科研处跑，只要有项目就努力争取。刚开始搞科研时，科研处的石挺处长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没有项目经费，很多次学术会议的费用都是他给我报销的。有一次教育部批了我们学校8个教学项目，4个有经费，4个没有经费。教务处打电话通知我，你的项目批下来了，但没有经费，你可以干也可以拒绝，你干不干？我们好上报。我想都没想就说，没钱也干。因为搞科研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且我知道国家投入教育和科研的经费有限，教育部是“看花浇水”，如果这次干好了，可能下次就有钱了。

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我开始申报国家项目。2001年春天，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了4个项目的论证报告，每份论证报告都和石挺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直到石挺说可以了，搞到最后脑袋都是木的。我问石挺，你觉得有希望吗？石挺说，报了不一定批，但不报肯定没戏。他说，有时候不是你的课题不好或者论证报告写的不好，而是国家觉得不重要。文学院的刘守华老师，全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一个项目连续报了6年没批，他继续申报，结果第7年批了，那一年国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他研究的民间文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就批了。

2001年11月，科研处通知我有一个项目批了，是国家社会科学（艺术类）十五规划课题《我国社会转型期摄影文化研究》。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第一次申报国家社科项目就批了。我到科研处去办理项目经费控制手册（报账本），发现科研处的人比我还要高兴。2004年，系里领导班子换届时，我主动要求辞去副主任的职务，一是年纪大了，管教学又管科研精力不够，另外国家社科项目还未完成。如果我的国家项目无法按期完成，不仅损害我个人的信誉，同时会影响整个华中师大今后国家项目的申报。

在科研中我始终遵循这样几个原则：第一，申报的课题是社会需要教学需要的，同时是自己有兴趣的，自己有兴趣才有动力，才能克服困难，才能持久，才有效率。我长期在教育技术和摄影理论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尽管精力和时间有限，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摄影，就是因为有兴趣。2006年，我己临近退休，文学院的陈建宪老师看了我和其他高校老师联合举办的民俗摄影展，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湖北长阳土家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研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又跟他干了一两年，还是因为有兴趣。第二，科研要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规划源于你对某一个领域广泛和深入地了解。有了总体设想和规划要持之以恒，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盲目跟风，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否则一事无成。第三，要善于与人合作。有些项目一个人干不了需要团队合作，不论你是项目的主持人还是参与者，都有一个“如何与人合作”的问题。我刚开始搞科研时跟着年长的老师一起干，大家分工协作非常愉快，成果出来了，我的名字排在最后也没觉得不好，因为我在科研的过程学到了别人研究的思路、方法、经验，这些比排名前后重要得多。

“当领导不外乎是为大家服务”

随着老教师逐渐退休，我先后担任了教研室主任和工会主席。1999年傅德荣老师退休，2000年系领导班子换届，学校有关部门领导来到系里，又是征求意见又是投票选举，忙了好一阵。那时候不像现在谁愿意竞聘自己报名，当时都是背对背地反映意见，最后由学校决定。到了年底，黄书记通知我说，组织部决定让你担任系里的副主任，管教学和科研。我感到很意外，一是我年纪太大，其次我不是党员。我跟黄书记说，能不能另外选个年轻点的。黄书记说，组织部己经发了文件，要改恐怕不合适。我转念一想，我们这批“红卫兵”大学生到哪儿都是起个过渡作用，等年轻人成长起来我们就赶紧撤，当领导不外乎是为大家服务，既然定了，就硬着头皮上阵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副主任的那三、四年整天忙忙碌碌的，好像没干什么能拈得上筷子的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准备教育部的教学评估，前后忙了一年多。因为事关学校的前途和命运，那一年多不知开了多少会，传达精神，层层动员，学习外校经验，按条例整理所有的教学文档，各系自查，学校预查，不断整改，天天盼着教育部检查组快点进校。等检查组进了校，又提心吊胆，生怕检查组随机听课或到学生中抽查出了什么纰漏。直到检查组进了我们系，听取我有关教学检查的汇报，才算悬着的心落了地。当时我只顾照着稿子讲，生怕漏掉了什么，没注意检查组的反应，赵呈领老师悄悄提醒我简短点，我才匆匆收了场。

整个教学评估，学校有教务处沈处长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系里有主任、书记掌舵，我只是上传下达，督促检查，然后按要求起草全系的汇报材料。很多具体工作是靠全系教职工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的，但有一个人不可不提，那就是孔薇苓老师。孔老师和我同一届，都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从华师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是系里管行政的副主任。照说教学评估不属于她主管的范围，但孔老师看到我教学、科研担子很重，主动承担了教学检查的许多工作。孔老师为人热心快肠，经常帮年轻教师或困难学生解决一些生活难题，比如住房、穿衣之类，因此在师生中人缘很好。另外，孔老师心直口快，敢说敢管，看到什么不对的事就当面直说，因此没人敢对她布置的任务拖延时间或讨价还价。因此，孔老师抓教学检查工作效率很高，替我做了很多具体的琐碎的工作，比如清点设备器材，核对财产账目，整理教学文档等等。

当了一任副主任有付出也有收获，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对教育技术学科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当我只是一名教师时，我关心的是我教的那几门课；我当了影视技术教研室主任后，关注的是整个影视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而当我担任了副主任时，我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视野更加宽阔，我要根据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和赵呈领老师一起调整教学大纲和计划，要关注兄弟院校甚至国外同类学科的发展和变化，我对教育技术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在这期间，我根据赵呈领老师的建议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教育技术前沿研究》课程，我和校内外各方面的专家一起向学生介绍教育技术学科最新的发展。在这期间，我研究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问题，并在《电化教育研究》上发表了相关论文《探寻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

回顾从1985年电化教育系成立到今天人工智能教育学部的成立，我们所走过的这30多年，我们的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师资队伍、科研水平、设备器材、对外交流、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都有飞速的发展和惊人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和困惑，每个阶段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是迎难而上还是知难而退?我们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迎难而上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才有更加美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回顾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