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宋时雨，23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1989年1月19日，华中师范大学校党委班子收到两封信件和捐款，额度高达一万元人民币。信件系手写，其中提到“趁我年届80之际,把我可能凑足的人民币一万元,献给华师,作为教育奖励基金。”字迹朴实、刚劲，说明系个人捐款，非团体所为。一万元在当时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绝非小数目，是什么人以个人身份向学校捐赠这句巨款呢？信件并未留下真实姓名，只在结尾处署名“新梅”。

“新梅”是何人？这短短二字代表什么含义，“新梅”为何要拿出一万元，他希望为学校做些什么呢？

事实上，“新梅”是两位华师人姓名尾字的缩写，即董新、刘支梅。其中，董新是这位捐款人的妻子，刘支梅是他的女儿。“新梅”的真实身份就是曾任华中师范学院院党委书记、院长的刘介愚。

刘介愚从1954年至1986年，长期在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担任领导职务，是华师百年历史上担任学校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领导之一，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鞠躬尽瘁，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少有人知“新梅”背后的故事。

也许有人认为，刘介愚作为副部长级的老领导，一万元对其而言不是什么大数目，拿出这笔捐款并非难事。事实上，这位年近八旬的老领导，为了振兴华师的基础教育，助推学校发展进步，捐出这笔“新梅”却并非易事。

按级别待遇，刘介愚的晚年生活应当安定余裕，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学校拟按国家标准为他建一套新房，他说“省下这笔钱为教职工盖房子,很多教职工住房拥挤,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学校为他配备的小车也只在出席重要活动或外出开会时使用,平时总是步行上班。1962年,华师精简人员,当时作为学校“一把手”的刘介愚带头将病休在家的妻子董新列入华师一附中的裁减名单,而他妻子却全然不知。从此,刘介愚独自一人承担了家中的日常开支及女儿上学的经济负担。

为了一次交齐这一万元,很长一段时间,刘介愚同老伴衣食住行皆从简。每天早餐只有馒头咸菜,中餐就吃面条，只有晚餐吃饭，做个“两菜一汤”。连女儿、女婿和外孙星期天来“打牙祭”的惯例也暂停了。有一次，刘介愚想买套西服,到商场一瞧,嫌贵，于是对老伴说:“省下这笔钱吧。”又一次，他想回老家重庆省亲,最终为节省路费，也取消了行程。“新梅”交款那天，刘介愚拿上5、6张存单,算上全部利息竟还差20多元，他当即向旁人借了20多元才凑足款项。财务处的工作人员去取款,发现有一个存折姓名是“刘晓南”，后来打听才得知，刘晓南是刘介愚1977年去世的女儿,这笔钱是刘晓南在农村插队时攒下的,回城后存在了武汉。可想而知,女儿已去世了10多年，刘介愚是万不得已时才拿出来的。为了凑齐这笔费用，背后的辛酸有几人知晓！

最终，“新梅”实现了它的使命：校领导将其作为奖学金,以奖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为了不让别人知识是他捐赠的,刘介愚坚持不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且一再要求党委不要说是谁捐的,所以直到他去世,学校仍很少有人知道“新梅奖学金”的底细。

刘介愚于1991年1月去世，当时他家中的“高档物品”只有一台十四寸彩电和一台单门电冰箱，其余几乎再无电器。他的一条针织内裤，从腰到裆竟有7块补丁。

刘介愚常说:“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当党员就要工作抢在前面,利益落在后面。党员个人的一切应该属于党。”据回忆，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向老伴吐露又一个心愿:“我想再攒一笔钱交党费。”

为党为公守情怀，功名利禄置身外。

一生清风葆高洁，愿以新梅育菁才。